第二章

第二章
  听他说得这样有自信，延信考虑下来，终于很勉强地答应了。
  于是椎椎备了三天的干粮，悄悄地辞延信而去。走的时候是三更天，约定第三天的深夜，必定回来复命。
  “好！到时候一定回来。”延信深深叮嘱，“千万不要勉强，看情形不好，速速回头。”
  结果，到得第四天上午，尚未见椎椎的踪影。延信忧思难释，悔恨万状。因为椎椎一个人可以抵得上千人之用，实在不应该让他去冒险，一念之差，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严重损失，真是错尽错绝了！
  谁知梦想不到的是，椎椎居然回来了。延信这一喜，非同小可。拉着他的手不放，只是不断地说：“再也不能让你做这样荒唐的事了！”
  椎椎报以苦笑，有着说不出的苦。原来他此行很有成就，结识了策妄阿拉布坦的一名亲信，道出一个秘密——策妄的老母，很愿意归诚，但对官军不免猜忌。如果延信能示以诚信，她愿意说服策妄，化干戈为玉帛，至少可以逼着策妄收兵回到准噶尔，让出路来，容官军护送达赖六世入藏。
  有这样的妤事，延信自不能不细问一问：“所谓示以诚信，要怎么做呢？”
  “我也问了。对方说，要请将军盖用印信，正式承诺：只要策妄归顺，封为亲王，把吐鲁番以西的地区，都归他管辖，世世代代不变。”
  “这哪里可以！皇上才有这样的权。”延信又说，“明明是我办不到的事，随便出口轻许，反倒显得既不诚，又不信。”
  “是的！我也这样说。我说延将军做不了主，不过他可以奏请皇上准许。”椎椎又说，“如果再能送一份重礼，那就更容易打动那老女人的心了。”
  “送一份重礼，倒无所谓。可是怎样联络呢？”
  “我去了，找到他，他会带路。”
  延信突然警觉，“不行，不行！”他乱摇着手，“这件事太危险！绝不行。”
  椎椎心知延信的意志很坚决，再说没用，只得怏怏地保持沉默。
  延信倒颇感歉然，为了安慰他起见，细问他此行历险的经过，不住地慰劳夸奖，但就是决不答应让他再去冒险。
  话虽如此，延信对这样好的机会，毕竟不甘心轻弃。不过他不能在椎椎面前谈这件事，一谈便形成对他的鼓励，又要纠缠不休，所以只能默默在心里盘算。
  这天晚上，延信睡到三更天就醒了。平时他总要睡过四更，只为心事莫释，眠食不安，所以醒得早。
  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，亲自去喂马。起先只为桃花浪可爱，亲自去喂马，亦只为逗弄婴儿般，自觉是一种享受。谁知桃花浪通灵性，竟被惯坏了，每天非延信亲喂不食。当然，并不需他亲自去拌草料，只要他在场就可以了。
  这天去得早了，马夫尚未起身，延信不能不亲自动手，哪知一入马厩，便发觉异样——拦马的木栅，开启了一半！
  他提高警觉，依旧不动声色地先牵马饮水，暗中用视线搜索，果然发现草堆中蜷伏着一个人。
  “谁？”他问。
  余音犹在，黑头里已有条人影往外直窜。延信自然不容他脱逃，一伸手捞住那人的手臂，顺势一扭，反剪了过来，轻易地制服了。
  定睛细着，延信不由得诧异——那人穿的是蒙古兵的服饰，便松开了手喝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  “我叫赵守信。”
  延信越发诧异，此人竟用汉语回答。“你是汉人？”他问，“怎么穿这样服饰？”
  “我原在蒙古台吉部下。”
  “你是汉人，怎么又做了蒙兵？”
  “这说来话长了！”赵守信毫无畏惧，“只怕将军没工夫听我细说。”
  “你长话短说好了！”
  长话短说是如此：他是江南人氏，因为犯案充军，发配到关外。中途与解差发生纠纷，怕受报复，乘隙私逃，辗转投向蒙古从军，随征到此。
  “那么，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是受人指使来行刺？”
  “绝不是！没有人指使我。就指使我，我也不会听。”赵守信笑一笑说，“我是看到将军的马好！”
  “马好怎么样？你是来盗马？”
  “不敢说盗马，只是想把桃花浪牵出去，骑一阵子杀杀我的瘾！”
  这个说法，未免离奇。延信想一想问说：“你会相马？”
  “马是我的性命。”
  仿佛有意答非所问。不过延信想到，桃花浪见了他居然不是乱踢乱咬，足见他确有一套控马的本事。姑且丢下这一节不问，问他是怎么进来的。
  “你是白天溜进来躲着的？”
  “不！”赵守信答说，“二更多天跳栅栏进来的。”
  延信转脸望那木栅，约有两人高，密密地由绳索缀连，若说攀附而上，都难着手，能跳进来似乎是件不可想象的事。
  “你是怎样跳进来的呢？”
  赵守信愣了一下答说：“就是这么一跳就跳进来了。”
  “你跳一回我看看！”
  赵守信又困惑了，“将军，”他问，“你老不怕，我一跳跳过去，就此跑走。”
  “只要你跳得过去，你不跑，我也会放你走。”
  赵守信心里明白，他的性命，要看他的本领。本领高强，性命可保，否则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。
  于是，他看了一下说：“由外面往里跳容易，由里往外跳，只怕势头不顺。等我试试看吧！”
  说完，赵守信退了几步，双脚不断起落，身子一蹦一蹦地是在蓄势，然后见他拔步飞奔，蓦地往上一长身，蜷曲双腿，横滚着过了栅栏。接着他从已开的栅门中走了回来。
  “你等着！”延信平静地说。
  赵守信依言静静地等候，等延信喂完了马，招招手将他带回座帐。
  “拿酒来！”延信关照马弁。
  拿了酒来不是自己喝，是给赵守信。然而始终没有别的话，直到赵守信喝完酒请示行止时，他方开口。
  “你在哪个台吉部下？”
  “莫苏札台吉。”
  “好！你回去吧！”延信叮嘱，“今天的事，不必跟任何人说起。”
  到得第二天上午，延信派中军到莫苏札那里传令，调赵守信到帐下，也升了他的官，这明明是有用他之处，但连赵守信自己都不明白，会有什么任务落到他头上。
  要派给赵守信的任务，只有延信自己跟椎椎知道，而迟迟不曾交派，只因商量未定之故。原来延信是因为赵守信有那跃高的特长，触机想起，可代椎椎二次探敌的任务。
  既是探敌，实是招降，初步要跟策妄的老母见面。延信从椎椎口中获悉，她深居简出，唯有入夜潜入她的营帐，才能一晤。而敌阵中，凡是紧要人物的营帐，外面都围一道网子，名为“网城”，网眼上系着铃铛。若有人接近，一碰网城，铃响示警，守卫众集，必难幸免。这个防刺客的设备，流行多年，效用极佳，几乎是万无一失的。
  因此，要越过网城，唯一的办法，便是不碰网城。赵守信恰好能做到这一点，所以在延信的心目中，是唯一的人选。
  不过，椎椎却并不完全同意。“将军，”他说，“除此以外，还有好些难处，倘或克服不了，不等他看到网城，先已失手了。”
  “我知道，第一，路途要熟；第二，要机警，能够躲开敌人的警卫；第三，要有膂力，至少对付两三个人，不致落下风，这些……”
  “还有第四，”椎椎抢着说道，“要能言善道，把那位老太太说服。这都不是容易办得到的事。”
  “我想不妨找他来问问，也许他都办得到呢！”
  “这当然可以。不过，将军，这一谈，机密可能会泄露出去。”
  “不要紧，”延信答说，“我会格外叮嘱。他不会不知军法森严。”
  于是，一天深夜，延信将赵守信唤进帐来，在座的只有一个椎椎。由他作了任务说明。延信问道：“你自觉如何？这是绝不可勉强的事，你有一分把握，说一分话，倘或不愿，我决不怪你。”
  “将军，这样说，”赵守信笑道，“我不愿也愿意了。”
  “你是有把握？”
  “还很难说。”赵守信想了一下问说，“我先要请将军示下，如果此去不成功，会有什么坏处？”
  这会有什么坏处？谁都想不出。“只有一样坏处。”延信答说，“你的一条命会不保。”
  “那，将军就不必问我有几分把握了！最坏也不过送一条命而已。”
  延信与椎椎都不由得肃然起敬。赵守信不但为国勇于捐躯，忠勇可佩，最难得的是他那种平静无事的态度，真个勘透生死关头，有着从容就战的至高修养。
  “他这话说得再透彻没有了。”延信向椎椎说，“就这么办吧！”
  “是！”
  “你听见了？”延信抚着赵守信的背说，“我现在相信你有八成会成功。”
  “将军，成功，是不是有赏？”
  “那何消说得？”
  “赏什么呢，将军？”赵守信微笑着说，“最好先告诉我。”
  延信从他那略带诡秘的笑容中，恍然有悟，拍拍他的背说：“你是看上了我那匹桃花浪。只要你成功，我一定赏你，不过要等班师以后。”
  “当然！当然！”赵守信跪倒拜谢，“将军厚赐，我一定能够领受。”
  于是赵守信由椎椎带了去，将此行的道路险易、敌方布置，以及如何趋避等等必须了解的情况，悉心教导。同时延信备了招降的书信，与一袋价值不赀的五色宝石，郑重交付赵守信，再三叮嘱一路小心，并亲自送至二十里外，方始作别。
  到得第五天，赵守信回来了。延信摒绝从人，只召椎椎在一起，听取赵守信此去的经过。
  “我是大前天白天见到策妄的老娘的。不过，我不曾跳进去，因为网城太高——”
  “那么，你是怎么进去的呢？”延信问说。
  “我用了一计，我说我是蒙古台吉部下的逃兵，但求收安，愿意献出宝石作为酬谢。就有人去报告策妄的老娘——”
  “慢慢！”延信又打断了他的话，“你怎么知道此人不是去报告策妄而是去告诉他的母亲？”
  “那人是个番妇，她的主人是谁，当然可想而知。”
  “噢，你又怎么能跟那番妇打上交道？”
  “说来很巧！”赵守信笑道，“有个番妇出来汲水，失足滑倒在河里，我拉了她一把，就这么便结识了。”
  “噢，以后呢？”
  “以后她就关照我在外面等候，表示愿意为我去通报。我告诉她说，如果她愿意帮我的忙，只悄悄告诉她的主人，不能跟别的人说。如果她不愿意这么做，不妨很坦白地告诉我。那番妇很守信义，答应我一定只告诉大阿娘——她们这么叫策妄的母亲。大概有一顿饭的工夫，那番妇带来两个同伴告诉我说，大阿娘愿意接见我，不过先要搜一搜身。我就让她们浑身搜过。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的，一把短刀，已经丢掉了，所以搜查的结果，让她们很满意。”
  当然，延信的书信，是再也无法隐藏了。因为已到了可以说明真相的时候——既有五色宝石之献，又无乘隙行刺之虞，加以他言词谦抑，深得番妇的好感，所以顺顺利利地就见到了大阿娘。
  “你说你是蛮子？”
  满洲、蒙古等地，常称汉人为蛮子。赵守信早就自承不讳，而大阿娘却奇怪，这样的大事，何以独独派个汉人来办，所以首先要澄清这个疑问。
  “是的。”赵守信答说，“不过我在塞外已有十来年了。”
  “延将军相信你，比对他自己人还要相信？”
  听这一问，赵守信恍然大悟，从容答说：“不是格外相信我，是因为我有一样本事，跳得高，能够跳过网城，这样便可不至于惊动大家。”
  “那么你是跳网城进来的吗？”
  “不是！”
  “为什么？”
  “我想，我是来献珍宝的，又不是来行刺，何必那样偷偷摸摸地进来？”
  大阿娘微笑说道：“你的口才很好！”
  “大阿娘以为我撒谎？”
  “不是说你撒谎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相信你。”
  “那容易，我拿证据给大阿娘看。”他望一望撑住牛皮的横梁，随随便便一长身，手就攀住了横梁，但稍一停止，随即飘然而下，怕横梁不结实，系得太久，吃不住分量会断。
  “我相信你了！不过，”大阿娘沉吟了一会儿说，“我儿子不会投降的，我想法子劝他回去。你请延将军过几天再走，我们会让路。”
  这好像是一个可以令人满意的答复，但何以不肯投降，却肯让路？似乎情理不通，也就无法信任她的话了。
  赵守信深知率直相问，会引起怎样的反应，所以赔笑说道：“大阿娘，就让我这样去回复延将军？”
  “对啊！就这样说。”
  “我不敢，我怕延将军骂我撒谎。”
  大阿娘勃然大怒，似乎满头纷披的白鬓都竖了起来，本来是一张肉红脸，此时更如旗人崇信的“关老爷”的塑像。赵守信知道失言了，但相当沉着，且看她如何发脾气再说。
  “你这个狗蛮子，你是骂我撒谎？来，替我把他轰出去！”
  骂，甚至于打都不要紧，这一逐出帐外，便成决裂，不但大阿娘再不会实践诺言，而且自己的性命都会不保，所以赵守信这一急，非同小可。
  谁知真的逼急了，自会逼出意想不到的妙着——他突然伏身一窜，钻到一名番妇的脚下，“汪汪汪”地一面学狗叫，一面双手乱抓她的裤脚，就像恶犬咬人似的。
  大阿娘吓一跳，那番妇则莫名其妙，只是往后闪避。而赵守信缠着不放，便听大阿娘喝道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  赵守信回身说道：“大阿娘不说我是狗吗？”说完，向旁边另一名番妇又是“汪”的一声，龇牙咧嘴地作势欲扑。
  这一下把大阿娘逗得又好气，又好笑，盛怒尽解，笑着骂道：“你们南蛮子，真是奸诈不要脸！”
  “大阿娘，”赵守信此时已相信她的话不是瞎说，但必须得一信物，才能向延信复命，所以又赔笑请求，“你老人家看我路远迢迢，到这儿来扮狗叫，光凭这一点，也得赏我一点儿什么，让我好回去跟同伴夸耀夸耀啊！”
  大阿娘沉思了一会儿，接纳了他的请求：“好吧，我把这只镯子给你。”
  她从左腕上脱下一只镯子，是用深山中百年老藤所制，其色如栗，名为“风藤”，据说能平肝顺气，老年人戴了，能免风眩之症。通常，风藤镯接头之处，多以银镶绾合，而大阿娘的这一只，独用金镶，格外名贵。赵守信非常满意。
  不独赵守信，延信亦很满意，认为大阿娘的这只风藤镯，确是信物。不过疑团仍在，何以不肯投降，却愿让路？
  “只有一个可能，”毕竟还是熟谙六韬三略的延信能作解释，“策妄的后路有变，不能不回师去救根本之地。”
  “是的，”椎椎的心思也很机敏，立刻联想到了，“也许兵败回准噶尔的大策凌敦多布，背叛策妄，想取而代之。”
  “果然如此，可真是一报还一报。”延信神色肃穆地说，“这件事我得好好想一想。”
  “不妨先派人去打听，或者，”椎椎自告奋勇，“我去一趟。”
  “不，不，”延信赶紧拦阻，“何须你出马，我另外派人去打探。”
  言出即行，立刻下令多派哨探分两路侦察，一路查明策妄的动向，一路往西深入，打听准噶尔方面，可有什么叛乱的消息。
  非常意外地，罗卜藏居然亦会知道，策妄有撤退的意向。延信认为他的消息来源，应该问个清楚。
  “你是从哪里来的谍报？”
  “将军不必追问这一点。”罗卜藏说，“只请将军告诉我，有这回事没有？”
  “我何能不追问？易地而处，你倒想想看，这样重大的情况，我何能不彻底查明。”延信提出交换条件，“你老实回答了我的话，我也老实告诉你想知道的事。”
  罗卜藏想了一下答说：“将军一定要我说，我自然不敢违令。不过我请将军允许，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。”
  “你这一说，我知道了，是什么人告诉你的，责任我可以不追究。不过，你得告诉我，赵守信跟你是何关系？”
  “将军真是明察秋毫！”罗卜藏笑道，“赵守信是早就认识的，他善相马，我常请教他。前两天我要找他，说他奉命差遣，不知到哪里公干去了，今天看见他忍不住查问，他被我逼得没有办法才说了实话，我想，这虽是机密军情，但像我这样的地位，似乎也能参与。”
  “不错，到时机成熟，自然非向各位公开不可。”
  “将军所说的‘时机成熟’，不知是不是指等这个消息得到证实而言。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
  “那可晚了！消息证实，策妄已经远走高飞了，”罗卜藏很认真地说，“将军，你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！”
  “怎么？”延信想了想，懂了他的意思，很沉着地问，“请你告诉我，机会是什么？”
  “是歼敌！”罗卜藏很起劲地说，“如今有两策，一策是设伏狙击策妄；一策是助策妄击平大策凌敦多布，借以收服策妄。”
  “你这两策都不错，无奈，扞格难行。先说第一策，我们奉到的旨意是‘安藏’，最主要的任务是将新达赖送到拉萨去坐床，策妄果然肯让路，我们不应节外生枝，自己多事，反生阻力。”
  “那么第二策呢？”
  “第二策更不可行，孤军深入，兵家所忌，而况粮食不足，不说打仗，困都困死了。”延信又说，“再者策妄与策凌到底是一族，一看召来外患，反促成他们和解，前后夹击，岂不危乎殆哉？”
  “将军的话不错，不过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似乎也值得一试。”
  罗卜藏的想法是，策妄既肯让路，拉萨又有岳钟琪接应，则延信护送达赖入藏，一路无阻，根本不须多少兵力，既然如此，罗卜藏可以带回青海的队伍，往西追击，至于粮食，不妨就地征购，到底他是青海的台吉，在青海用兵，自会得青海土著之助。
  这话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，可是，延信因罗卜藏心存叵测，很可能是想进占准噶尔，取策妄及策零而代之。旧患虽去，隐患又出，绝非朝廷国家之福。
  不过，为了士气，他亦不便峻拒“台吉”。他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兹事体大，我做不了主，必得奏请上裁。”
  “将军这话我不敢苟同。岂不闻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’？即以时机急迫，如果凡事请旨而行，必致坐失戎机。”
  “这不可一概而论，命将专征，非同儿戏，必有一个鹄的在。如今皇上付托我的是安藏的重任，为了这个任务，有时不妨从权。若说，不往南而往西，变成征准噶尔了，与安藏是两回事，我何能擅做主张？”
  罗卜藏语塞，但还是不肯死心，仍欲有言，延信却不容他开口，还有驳他的理由。
  “再说，兵凶战危，就算打胜仗，也得看看要怎么样才能胜。倘或得不偿失，还是不能去。至于落了败仗，损兵折将，有伤天威，这犹在其次，更有一层绝大的关系，台吉应该想到。”
  “什么关系？”罗卜藏有些负气的意味了，“索性请将军说个明白。”
  “你一定要我说，我就说。”延信的脸色也不好看了，“倘或你出师不利，策妄或者策凌，会乘胜追击。岂不是自招其祸？本来策妄内外交迫，势穷力蹙，只有逃回老巢之一途。只为他人贪功，反而给了他一个激励士气、卷土重来的机会，台吉，果然有此不幸的结果，只怕你会连累老父！”
  这是极严重的警告，如果罗卜藏不服节制，擅自行动，导致兵败，为准噶尔回师反扑，以致入藏大军，竟有后顾之忧，那就连他的父亲札什巴图尔亲王都会获罪！
  罗卜藏毕竟被慑服了。心里虽还不大服气，行动却很谨慎。不久，谍探报来，果如预料，准噶尔内部有不稳之势，策妄阿拉布坦，从老母之劝，悄然撤兵。于是延信安然无阻地护送达赖入藏，九月间坐床，正式成为第六世达赖。捷报回京，群臣以为会大奖有功将士。谁知竟无动静，自然要引起许多猜测。
  有个说法：皇帝明年登极六十年，必有恩典，并在一起封赏，热闹得多，所以此时暂不作任何处置。
  又有个说法：皇帝早有上谕，不愿有什么繁文缛节来庆祝他登极六十年。为了示天下以清静简朴，所以有功不赏。但心中自有丘壑，谁好谁坏，施恩降罪，随时都可降旨，不必急在一时。
  再有个说法：藏事敉平，抚远大将军胤祯并未身临前敌，亦未见有什么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表现。皇帝是要等胤祯有了出色的战功，一并奖赏。
  此外还有个私下谈话的说法：皇帝对胤祯非常失望，因为他并没有杰出的表现，显示他并无足够的资格君临天下。对这次大征伐竟无封赏，正意味着皇帝对抚远大将军的不满。
  这是个相当深入的看法，但如以为皇帝对胤祯的失望是绝望，却是大错特错。而有些人看不清这一点，觉得又到了不能不谈建储的时候了。
  其中有个人叫王掞，江南太仓州人，康熙九年的进士，选入翰林院，一帆风顺，早在康熙五十年，便已入阁拜相，官居文渊阁大学士。
  其时正当朝中为废太子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，王掞冷眼旁观，感触特深。原来他的祖父叫王锡爵，是前朝神宗年间的宰相，力争建储，而后果非常之坏。王掞对于他祖父在国史上留下这一段挨骂的记录，痛心疾首，耿耿于怀，总想替祖父争个面子回来。所以早在康熙五十六年，便上了个密折，建议建储。
  自从太子废而复立、立而复废这两番大波折以后，皇帝已经想得非常透彻，身后之事，最明智的办法是暗中留意，择贤而立，所以很讨厌臣下谈建储。不过王掞年将七十，官已拜相，格外优容，只将他的奏折留中不发，以为置之不理，自然无事。
  不久，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嘉猷，邀集同官，一共是八个人，联名上奏，亦是请早日建储。皇帝疑心王掞建言没有下文，指使陈嘉猷等人为他接力，大为不悦，便将王掞的原奏，连同陈嘉猷等人的公折，一并发交内阁议处。
  当时内阁的首辅是武英殿大学士马齐，举朝皆知，他是拥护皇八子胤禩的。如今王掞主张复立废太子，与他心里的想法，形成冲突，所以马齐想借刀杀人，提出好些不准轻言立储的口谕作根据，将王掞定了死罪。
  复奏送入乾清宫，王掞在乾清门外待罪，不敢进宫。皇帝却谅解了他，对另一个大学士李光地说：“王掞的话，原不能算错。不过，他不应该授意言官同奏，言官不能本诸良心、独立行事，成群结党、遇事要挟，是明朝最坏的习惯。你们把王掞的处分，拟得太重了，叫他进来，我有话开导他。”
  于是王掞奉召入宫，皇帝招手命他跪在御榻前面，说了好久好久的话，声音极低，定罪一事，亦就宽免。连陈嘉猷等八人，亦无任何罪过。猜想皇帝已将继承大位的皇子，必须年纪较轻、体格壮健这两个条件，告知了王掞。
  及至皇十四子胤祯封为郡王，受命为抚远大将军，特准使用正黄旗纛，等于代替御驾亲征。满朝文武，皆知大命有归。如今安藏一事，已经收功。恰又欣逢登极六十年，意料中将会诏告天下，立皇十四子为皇太子，谁知一无动静。而且众臣上表，三月十八日万寿，请准朝贺，皇帝亦复不许，心境这样之坏，是为了什么？王掞认为是皇帝对皇十四子深感失望，仍旧想立“二阿哥”，而苦于无法自我转圜，因而再度上奏，请释放二阿哥，话说得相当激切。接着又有广西道御史陶彝，纠合同官十一人，包括陈嘉猷在内一起上奏，与王掞所做的请求，完全相同。
  这一下，激起皇帝的震怒。前后两次，事出一辙！头一次可以原谅他本心无他；第二次明知故犯，绝非偶然。在皇帝看，是王掞有意不让他过几天舒服日子，存心捣乱。其情可恶，其心可诛。再也饶不得他了！
  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，痛责王掞，植党希荣，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锡爵的罪过，他说：“王锡爵在明神宗时，力奏建储。泰昌在位未及数月，天启庸懦，天下大乱，至崇祯而不能守。明朝之亡，锡爵不能辞其咎。”
  对王锡爵的指责，大致是不错的。明末的史实，在当时信而有证，神宗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生，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，他的生母郑氏立刻进封为皇贵妃。皇长子之母恭妃王氏，诞育元子，而未进封，显然无宠。从来帝王之家，母以子贵，而子亦以母贵，皇之子之母既然得宠，便很可能以幼夺长，被立为太子，所以宰相申时行等，上疏请立元子为东宫。皇帝拒绝，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纪还轻，尚未有子，倘如现在立了东宫，将来皇后生了嫡子，又将如何？
  以后数年，便常有请求建储的争议，到得万历二十一年，王锡爵从家乡省亲回朝，便全力推动此事。皇帝支吾其词，想出各种办法来拖延，最后计穷力竭，迫不得已在万历二十五年立皇长子为太子。此时共有五个皇子，除皇三子封为福王以外，其余三子封为瑞王、惠王、桂王。
  万历四十九年七月，皇帝宾天，即为神宗。皇长子于八月初一即位，改明年为泰昌元年。哪知这个皇帝资质下愚，在热孝之中，荒淫无度，以致即位十天，便得了病。有个鸿胪寺丞李可灼，私下进了一服丸药，自称是“仙丹”，其实是由妇人经水中提炼出来的红铅，乃是一种壮阳的春药。皇帝服了一丸，觉得暖润滋畅，胃口大开，非常舒服。哪知再进一丸，到了五鼓天明，呜呼哀哉！这天是九月初一，在位刚好一个月。
  这就是当初宫闱“三案”中的“红丸”一案。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，皇长子即位，是为熹宗，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，搞得宫闱秽乱，丑不可闻，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。
  康熙皇帝的意思是，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，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，但废长立幼，亦知臣下必然反对，不致贸然行事。这样到了临终之前，择贤而立，明朝的气运又当别论了。
  “王掞莫非以为我是明神宗，没有主张，可以听任大臣摆布的昏君吗？”皇帝疾言厉色地说，“我本来没有杀大臣的意思，哪知大臣自取其死，我也就无可如何了。你们传旨给王掞，叫他明白回奏！”
  皇帝很少有这样震怒过，也很少以处死来威胁大臣，因而举朝失色，甚至没有人敢拿笔砚给王掞，仿佛这样一做，就会被误认为王掞的同党，牵连获罪。
  王掞就在宫门待罪。听侍卫传旨，要他回奏，却连纸笔都没有。思量面奏，又惮于天威，怕言语失误，反为不妙，迫不得已只好老实说了。
  “无纸无笔，无从回奏，可否赐我方便？”
  那侍卫于心不忍，替他找来一张纸，一支笔，一锭墨。王掞便伏在阶石上，用些唾沫将墨濡湿了，拿笔蘸了一蘸，写了一篇简单的奏疏。
  他说：“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，而晚年立储犹豫。其时名臣为范镇、包拯等，皆交章切谏，须发为白。臣愚，信书太笃，妄思效法古人，实未尝妄嗾台臣，共为此奏。”
  写完，由侍卫捧着呈上御前。皇帝看他自己承认是个书呆子，心里的气消了些，不过，最后一点，却还须细查——唐朝设御史台，所以御史称为台臣。王掞自辩，不曾嗾使陶彝等十二御史奏请建储，这话是真是假，当然要查。
  查明王掞的话不假，同时建议同一事，只是巧合。其时王大臣议奏：王掞及陶彝等十二人，应革职，从重议罪。皇帝考虑下来，作了一个情理法兼顾的决定。
  “王掞跟陶彝等人的奏折，都说是为国为君，如今青海、西藏一带，正在用兵，如果是忠君，就应该有灭此朝食的决心。这十三个人，可以暂缓议罚，照八旗满洲文官的例子，一律改委为额外章京，发往军前，交抚远大将军差遣，效力赎罪。”
  在文官来说，这等于变相的充军。十二御史，尚在中年，王掞年将七旬，鬓眉苍苍，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，必死无疑。因此，皇帝又作了一个权宜的处置，命王掞的长子，正在当翰林的王奕清，代父从军。王家兄弟很友爱，老二奕鸿正在湖南做粮道，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认为老父获罪，长兄出塞，自己何能恬然居官。所以变卖了自己的产业，与奕清同行，成了一段佳话，号称“十三忠臣一孝子”。
  “安藏”的目标，可说已完全达成了。封号为“宏法觉众”的第六世达赖喇嘛，已在九月间坐床；拉藏汗的旧人康济鼐被封为贝子，掌理前藏后事；颇罗鼐被视同蒙古、青海的台吉，掌理后藏后事。同时有上谕：留蒙古兵两年，戍守西藏，以防准噶尔再度入侵。
  但是，皇帝既未大赏将士，又不令抚远大将军班师，确是对胤祯抱着极深的期望，有他的一番打算。
  皇帝是想到孟子上的几句话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”让胤祯在穷边极塞，苦寒荒凉之地，磨炼个三年五载，不但“吃得苦中苦，可为人上人”，而且习于军旅，多经战阵，遇到外患内乱，才能从容应付。
  当然，能够收服准噶尔，做到真正的统一，版图之内，尽皆臣服，是胤祯足以继位的一大资格。即使武功上差一点，可是领兵出塞有三五年之久，这番辛劳是其他皇子所不曾经过的，光凭这一点，选取他继承大统，亦可使他的同胞手足，无话可说。
  因此，皇帝在三月间命平逆将军延信、副都统吴纳哈，领兵进驻西藏。五月间命胤祯驻兵甘州，渐次部署远征准噶尔。不幸地，就在这时候，先后发生了两处变乱。一处是在山东，有个盐枭叫王美公，聚众作乱，自封为“大将军”。这场变乱，形同儿戏，很快就为官兵扑灭了。
  另一处比较严重，发生在台湾南部，有个原籍漳州府长泰县，移居凤山的朱一贵，是洪门天地会的首脑之一。虽以养鸭为生，但任侠好客，很有些前明志士、山泽英豪、奇僧侠客，出入其门，酒酣谈兵，意兴极豪。
  其时承平日久，吏治日坏。知府王珍是个贪官，苛征暴敛，民怨沸腾。康熙五十九年冬天，格外寒冷，兼以地震，失业人多，谣言四起，于是起事的机会成熟了。
  领头起事的是两个客家人，但用朱一贵的名义号召，一时远近宣传，声势浩大。四月十九正式竖旗，先占冈山，后攻凤山，连破清兵，五月初一占领台南府城，知府以下的文武官员，纷纷上船逃回福建。总兵欧阳凯阵亡，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，诸罗县城亦为北路军所占领了。
  到得五月初四，朱一贵称王建号，但民间却送了他一个“鸭母帝”的称号。下置国师、太师、将军、都督、尚书、内阁科部、巡街御史等官职。“新贵”们拿戏班子里的行头穿在身上，招摇过市，后面跟着一班顽童，拍手嬉笑，了无尊严可言。
  反清复明的大业，一开始便成了笑柄，因而有一首民谣：“头戴明朝帽，身穿清朝衣；五月称‘永和’，六月还康熙。”永和即是朱一贵所定的年号。
  当时福建的水师提督叫施世骠，是施琅最小的一个儿子，领兵驻扎在厦门，从难民口中得知朱一贵作乱，一面飞函省城告发，一面率师出海，直航澎湖。
  等到在省城的闽浙总督满保，星夜赶到厦门，逃在澎湖的台湾府道等官，亦已有详细报告送来。满保檄调南澳镇总兵蓝廷珍，委以平乱的全责，会同施世骠共领兵八千、船四百艘，扬言分北港、鹿耳门、打狗三道攻台，其实专攻台南的鹿耳门。事先大发布告：“大兵登岸之日，一概不许妄杀。有能纠集乡壮，杀贼来归者，即为义民，将旌出功。”这一通露布，抵得上十万兵。一时盲从之徒，纷纷歇手了。
  当然，起事之人中确有心存明室的忠义之士，但更多的是贪图非分的富贵。为了那些空中楼阁、自我陶醉的名号，“客庄”与漳、泉两州的人，由口头龃龉，演变成自相残杀。而蓝廷珍会同施世骠，只七天工夫，便攻入安平。此时间闽粤两派，械斗正酣。
  朱一贵倒是条汉子，兵败被擒，昂然不屈。辗转解到京里，刑部官员问他，以一匹夫，敢谋大逆，所为何来？他平静地答说：“想复大明江山。”
  这一场叛乱在六月间就平定了。但处置善后事宜，却颇费周折，直到年底，方始大定。于是康熙六十一年开始，皇帝又专注在征准噶尔一事上了。
  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祯是前一年十月奉召入觐的。在此以前，特命年羹尧陛见，让他兼理陕西的军务，官称由“四川总督”改为“四川陕西总督”。回任之时，特赐御用弓箭，慰勉备至。朝中每一个人都看得出，皇帝要重用年羹尧了。
  但是重用年羹尧的用意，皇帝却绕了几个弯子，才让年羹尧知道。先是跟德妃说，由德妃去告诉皇四子胤禛，再由胤禛关照年羹尧。
  “你阿玛跟我说，年羹尧是四阿哥门下的人，他最听四阿哥的话。”德妃跟胤禛说，“十四阿哥跟四阿哥，情分不比别的阿哥。年羹尧如果尊敬四阿哥，对十四阿哥就得另眼相看，格外出力帮十四阿哥。这话，你阿玛让我告诉你。”
  胤禛听得这话，心里难过得很，但表面上声色不露。“阿玛的意思，儿子怎么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不用阿玛跟娘叮嘱，我早就告诉过年羹尧了，无论如何要帮十四阿哥成此大功，不然就是对不起我！”
  于是胤禛召宴年羹尧，而且邀了许多陪客，筵次谆谆叮嘱，务必善辅抚远大将军，平定西陲，上释君父之忧。那一片至诚，令人感动不已，都说十四阿哥何幸而得一如此友爱的同母胞兄。
  但到了密室秘会，却又是一副嘴脸了。他问年羹尧：“第十四的，你看他怎么样？”
  “王爷是问十四阿哥的武略，还是带兵御将？”
  “都问。”
  “是！”年羹尧想了一下说，“武略无所表见，带兵有恩，御将不严，一言以蔽之，不足为忧。”
  “不能这么大意。他是大将军，用正黄旗纛，大家本来就对他另眼相看。再拿着国家的钱粮收买人心，怎么说是不足为忧？”胤禛又加一句，“千万大意不得！”
  “王爷的大事，奴才决不敢大意。不过——”年羹尧欲言又止。
  “说啊！”胤禛催促着，“此时此地，有什么好顾忌的？”
  “奴才在想，谋大事总要里应外合才好！奴才不知道内里有什么人在替王爷出力的？”
  胤禛为人极其深沉，听年羹尧问到这话，先就想到他为什么要问这话。“里应外合”四字虽不错，但操纵的关键，必须握在自己手里。年羹尧只要外合，实在不必问里应是什么人。
  因此，他就不肯说实话。“现在还没有，”他说，“不过我在留意。”
  “依奴才看，‘舅舅’倒是好帮手，王爷不可不假以辞色。”
  胤禛心里一跳。他说的“舅舅”隆科多，正是自己出全力在笼络的，不过自觉形迹异常隐秘。而如今年羹尧忽然提到此人，是不是行事不密，有什么迹象落到了外人眼中，不能不问一问。
  于是，他声色不动地问：“何以见得‘舅舅’是个好帮手？”
  “‘舅舅’在奴才面前提起王爷，他说，十几位阿哥，照他看，只有四爷顶了不起。”
  “噢，我是怎么了不起呢？”
  “奴才不敢问。”
  “为什么？”
  “奴才在王爷门下，如果太关心了，岂不惹人疑心。”
  “好！正该如此。”
  “如果王爷觉得奴才的话有点用处，奴才倒还有些话想说。”
  年羹尧的哪些话有用处？胤禛在想，自然是劝他笼络隆科多，做个好帮手这句话。于是他点点头说：“你有话尽管说！说错了、说得文不对题都不要紧。只当闲聊。”
  “是！奴才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就把话说错了，王爷一定矜怜奴才的一片诚心。”
  作了这段表白，年羹尧提出他的建议：隆科多现任古称“九门提督”的步军统领，职掌保卫京师的全责。所管的事务很多，而最重要的是肃清奸宄。如果隆科多将这个差使干得有声有色，便能获得皇帝充分的信任，参与一切机密，这对胤禛是非常有利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
  “如今各王府多招纳奇才异能之士，王爷韬光养晦，不肯随波逐流，自然是见识远大之处。不过奴才在想，‘舅舅’手下倘也有几位杰出人才，一则可帮‘舅舅’把差使当得更漂亮；再则缓急之际，亦可转为王爷所用，诚为一举两得之计。不知王爷意下如何？”
  胤禛听得句句入耳，怦然动心，而表面上却还不肯认真，只说：“你别问我！原说了的，只当闲聊，你说你的好了。”
  “奴才先要说个前明的遗老之后，本朝的监生，在史局修过明史，如今归隐在家的黄百家。”
  “黄百家！”胤禛问道，“是黄宗义的儿子不是？”
  “是的。黄百家多才多艺，大家知道他从梅文鼎学过天算，不知道他还是技击名家，写过一卷《内家拳法》。”
  “噢！”胤禛大感兴趣，“他怎么会懂技击呢？”
  “不但懂，而且精通。渊源有自，说来话长……”
  话要从内家拳的始祖、武当山的张三丰说起。自宋至元，由元及明，内家拳的大宗师，名叫王宗岳。他有个得意弟子叫陈州同，是浙江温州人；陈州同传张松溪；张松溪传叶继美，此人是宁波人，所以内家拳又由温州传到宁波。叶继美收了五个徒弟，最小的一个叫单思南，尽得真传。其时已在崇祯年间，去明亡不远了。
  单思南早年从过军，晚年归隐家乡，摆了个场子收徒弟，一则糊口，二则遣闷，根本就不想找个传人。他的徒弟亦没有什么成材的——俗语说的“穷文富武”，无非纨绔子弟，只想学两招花拳绣腿，在人前炫耀而已。
  独独有个叫王来咸的，是有心人。他们师兄弟住在楼上，到得夜深，他人鼾声如雷，王来咸却伏在楼板上，从缝隙中悄悄偷看师父练拳。这叫“偷拳”，是武林中犯大忌的。所以王来咸一声不敢响，遇到不解的地方，亦不敢去问师父。这样两年之久，单思南的本事，已让王来咸偷到十之六七。再要进步，就除非师父指点了！
  于是，王来咸尽力讨师父的好。单思南有茶癖，王来咸关照家里办来天下名茶，又学会了烹茶的诀窍，然后打造一只极讲究的银杯，每天一早一晚，伺候师父品茗，日久天长，单思南终于以不传之秘，传授了王来咸。
  所谓“不传之秘”，乃是点穴。一举手之际可以决人生死，所以王来咸出手极其慎重，非万不得已，决不轻发。一次有个恶少，逼他出手，王来咸始终容忍，及至辱及他的父母，非有表示不可了，但仍然手下留情，所点的一个穴道，与膀胱有关。因而此恶少几天不能小解，直到他磕头谢过，方始解去。
  当然，行侠仗义，少不得替人报仇。有一双弟兄不和，哥哥用重金聘请王来咸去整他弟弟，王来咸断然拒绝，说“这是以禽兽待我”。因为深明伦理，所以明朝既亡，钱肃乐在浙东起义，王来咸毅然投效。事败归隐，颇有人卑辞厚币，登门求教。而他不屑一顾，自己担粪锄地，种菜为生。唯独与黄百家交好，尽传所学。年羹尧认为能将他请到京师，以他所著的那一卷《内家拳法》，传授由禁军中特选的勇士，会有莫大的用处。
  听他讲完，胤禛惋惜地说：“样样都好，只可惜黄百家的身份不好。明朝志士之后，必然引人注意，是非从此多矣！”
  “然则有一个人，不妨由步军统领衙门，奏调进京。”年羹尧说，“此人名叫乔照，现任浙江提督。”
  “这乔照有何长处？”
  “他是‘四平枪’名家，藏有两本枪谱。治伤的药酒方子，海内第一。”
  “这个人用得着，我得便跟舅舅提一提。”胤禛又问，“此外还有什么杰出的人才？”
  年羹尧想了一会儿答说：“有两个。一个七十多岁了，怕不肯出山了。”
  “是谁”？
  “此人叫冯行贞。”
  “冯行贞？”胤禛偏着头想，“好像听见过这个名字。”
  他想起来了！冯行贞是江苏常熟人，书香门第，温文尔雅，却生性好武，自己练出好些别出心裁的武艺，作为娱乐。譬如先发一矢，紧接着再射一矢，前矢缓，后矢急，于是后矢击落前矢。这一手本事，他练了十年才成功，然而只是神奇而已，并无多大用处。
  倒是有些自创的武器，效用很大。有一种名为“灰蛋”——拿鸡蛋打个孔，漏掉黄白，灌以石灰，用皮纸封好。每遇出门须经荒郊险山时，总带几个在身边。遇到强徒剪径，自顾力所不及，便取个“灰蛋”掷到对方脸上，石灰眯目，无不大吃其亏。冯行贞常到北方访友，山东有个响马诨名“老倭瓜”，常常告诫部下：“遇到常熟冯二公子，千万少惹他！”
  “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他。”胤禛忆着往事道，“那时他在康亲王杰书帐下效劳。杰书死在康熙三十六年，由他的长子椿泰袭爵。椿泰的六合枪是很有名的，舞起来十几个人近不得他的身，据说就是冯行贞教的。我在康亲王府见到他，大概是康熙四十年左右，二十年了，他还健在？”
  “是的，不过归隐了。”
  “那么，还有一个呢？”
  “还有一个，奴才劝王爷无论如何要罗致了来！不然，就要到八爷府里去了。”
  “八爷”便是胤禩，曾因图谋立为太子而被软禁，去年方始解禁释回。如今表面上虽无动静，但皇九子胤禟、皇十子胤 都跟他很好，暗地里仍有活动。
  在胤禛看，胤禩也是他的一个劲敌，所以听得年羹尧的话，不由得关切地问：“此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  “叫甘凤池，是江苏江宁人。他善于借力取胜，所以越是强敌，受创越甚。”年羹尧忽然问道，“山东即墨有个马玉麟，王爷想来知道？”
  胤禛知道，因为马玉麟前几年在京里很出过一阵风头。此人身体极其魁梧，肚子很大，每天起身，用一幅很长的白布将胸腹之间捆得紧紧的，上墙爬柱，捷如猿猴。膂力之好，更不待言，曾经几次在王府中与侍卫角力，无不占尽上风。
  “以后听说他到江南去了，就此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听见过这个人。”胤禛问道，“你怎么忽然问起他？”
  “他的销声匿迹，就是因为甘凤池的缘故。”
  原来马玉麟作客扬州，为一个大盐商奉为上宾。这个盐商也姓马，生性好武，更好新奇。看马玉麟的本事，不过那一两套，日久未免有些厌了。
  有一次这盐商到南京去访友，无意间邂逅甘凤池，看他中等身材，一无足奇，但偶或露一两手，令人目眩神迷。譬如一只锡酒杯到了他手里，要长就长，要方就方，而且谈笑处之，不像马玉麟，每到奏技之时，神情紧张如逢大敌似的。这就使得这盐商在心目中，将甘、马二人分出高下来了。
  于是，坚邀甘凤池作扬州之游。一到那天，大张盛宴，为他接风，当然也请了马玉麟。但等他一到，只见甘凤池已为主人让在首座，马玉麟当时就变色了。
  不但变色，而且发话，说他在京里为各王府招致，每处皆被奉为首座。如今不甘屈居其次，说主人看不起他。当时要跟甘凤池一见高下。
  甘凤池自然逊谢不遑，无奈旁人有看不惯马玉麟平时那股盛气凌人的模样的，便在一旁拿话激他。搞得势成僵局，非比划比划不可了。
  盐商家里的房子都很大，便挑了一座厅作比试之处。马玉麟步步进逼，甘凤池步步后退。到得退无可退之时，不知道他怎么一闪，便到了对方身后。如是数次，马玉麟已经见汗了，心里更恼恨甘凤池迹近戏侮，咬牙切齿地要抓到他好好羞辱一番。
  及到甘凤池退到柱边，忽然腰带断了，正当低头错愕之际，马玉麟见机不可失，用尽全力扑了过去，双手是个“大开门”，以为一把可以抱住甘凤池。哪知抱倒是抱住了，却抱的是一根柱子，而且额头碰在柱子上，鼓起一个大包。
  这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