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
第四章 回到天津，首先要办的事，当然是去看徐世昌。林权助的话，曹汝霖早在长途电话中已经转达，不过语焉不详。此时当面作了详细报告以后，还要谈到一件事，就是张勋要“揍”他。 “你去见林公使是我的意思。绍轩到了天津，一定会来看我，我跟他说好了。”徐世昌接着又说，“润田，不知道你最近忙不忙，我想请你到日本去一趟。” 曹汝霖很快地想到了，到日本去的任务，跟去看林权助的目的是一样的。稍作考虑，决定拒绝。 “忙倒不忙。不过，菊老，现在张绍轩对我误会很深，我再到日本去一趟，更惹他猜疑。于公于私，都没有什么好处。” “这话倒也是真话。好吧，我另外托人好了。” 原来徐世昌知道复辟一事，在日本政府方面，外务省与军部有很大的歧见。从这次林权助的态度来看，光是军部赞成复辟，并无多大用处，必须外务省亦表支持，方能进行，因此要找一个与日本外交界关系密切的人去作试探。曹汝霖敬谢不敏，就只有找陆宗舆了。 陆宗舆字闰生，浙江海宁人，当过驻日公使，在前清，曾任东三省盐务局总办。那时的东三省总督就是徐世昌，所以陆宗舆亦算徐的旧部，请来一谈，自然一诺不辞。 陆宗舆现在的衔头是：大总统府财政顾问，所以去日本的表面原因，是为交通银行接洽借款，事实上携着一份密件——徐世昌亲自所拟复辟条件。 “闰生，你到上海去等船，在徐州停一停，把这个条件跟张绍轩谈一谈，听听他的意见，酌量修改一下。”徐世昌又说，“第二条是不能改的。” “是！我明白。” 启程之前，自然先要打电报通知张勋。由于此去是去活动复辟，张勋非常高兴，特派参谋长万绳栻、秘书长胡嗣瑗，双双到车站欢迎。接至张公馆，天色已暮，一席盛筵，早就预备在那里了。 当下，欢然道故，相偕入席。张勋在主位相陪，频频劝酒，尽欢而散。陆宗舆已颇有酒意，送入宾馆，一宿无话。 第二天一早，张勋请陆宗舆吃徐州的名物“糁”。夜中宾主共计四人，张、陆以外，便是辫帅的左辅右弼，参秘两长。在这个场合，自不妨谈正事了。 “绍帅，有个文件，是菊老亲自拟的，请你过目。” 张勋接到手中，随即喊副官：“把眼镜拿来！” 戴上老花墨镜，将文件在桌上铺平，张勋用手指点着，一个字一个字念道：“复辟条件凡四款：一、拥戴大清国宣统皇帝复辟。二、设辅政王一员，代皇帝执掌政权，以曾官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资格最高之汉人充之。” 念到这里，张勋的脸色不好看了，但犹未发作，只看了陆宗舆一眼，继续往下念： “三、辅政王由皇帝敕任，任期十年，得连任。”念到此处，没有声音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才抬眼问道，“菊老有几位小姐？” “两位。”万绳栻答说。 “大的多大？小的多大？” “大小姐出阁了；二小姐庶出，还小得很呢！” “怪不得了！”张勋看着陆宗舆说，“我看菊老将来不但封王，还要兼一个公爵：承恩公。” 陆宗舆愕然不知所对，万绳栻与胡嗣瑗亦觉得出语离奇。及至张勋把那通文件倒过来，往外一推，看清楚了，方知是挖苦徐世昌。 原来第四个条件是：“皇后聘汉大臣之女充之。”所以张勋要问徐世昌有几个女儿。听说他庶出的幼女，年岁与溥仪相当，则不问可知，刊此一条是为自己留后步。照清朝的定制，皇后的父亲例封“承恩公”。张勋虽是老粗，也知道这个规矩，特为幽了徐世昌一默。 再下去话就更不好听了，“照这个条件，复辟不过成全徐某一个人的功名富贵而已！”他说，“对清室有什么好处？” “绍帅！绍帅！”陆宗舆不胜惶恐地说，“你完全误会了——” “我误会什么？混了那么多年，谁能吃几碗饭，我还能不知道？”张勋越说越气，陡地将桌子一拍，“莫非就是他能当辅政王，我张某人就不够资格？” 陆宗舆还待替徐世昌辩白，只见万绳栻连连抛过眼色来，只好见机而作，默不出声。 “到日本去跟什么外务省打听，根本就是多余的事。谁不知道日本是一班元帅、大将掌权。外务省算得了什么？” “也不光是外务省，主要是跟原敬首相去商量。” “好吧！你去商量，看商量得出什么花样来。”说完，张勋拂袖而起，管自己退席了。 陆宗舆大感狼狈，“绍帅发这么大脾气，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”他诉着苦，“你们两位看，我无缘无故挨一顿训，冤枉不冤枉？” “菊老也真是，”胡嗣瑗拉长了贵州腔说，“什么人不好学，要学王莽！” “闰生兄，”万绳栻犹思弥补张勋与徐世昌之间的裂痕，“我有个主意，你看行不行？菊老提的条件，不必如此露骨。反正将来大事一成，朝廷柱石是少不了他的，不过打算着一柱擎天，也未免吃力。你不妨先回天津，绍帅闹脾气一层，也不必提，只婉转陈词，将条件改一改，让绍帅平一平气。咱们再从中相机化解，不就没事了吗？” “公雨兄的见教，我很佩服。不过一来一去，怕泄露风声，反而不妙。我想，我还是到上海去等船，一面写信给菊老，力图挽回。” 万绳栻不便固劝，淡淡地答一声：“那也好！” 等他人到上海，由于曾在徐州逗留一宿的缘故，新闻记者认为其中大有文章，紧追不放，吓得陆宗舆躲来躲去，不敢露面。以致原定要在上海看几个做寓公的遗老，诸如瞿鸿禨、陈夔龙、沈卫、陈三立等人，也就只好托人传话致意了。 这样躲了四天，终于踏上日本邮船“朝阳丸”。到得东京，请驻日公使章宗祥向外务省联络，要求谒见原敬首相。不道碰了个钉子，原敬拒绝接见，理由是没有工夫。 这表示在日本政府方面，已经此路不通。陆宗舆跟章宗祥商量结果，认为向皇室方面去动脑筋，是唯一可行之道。 日本皇室对于实际政务的影响力，越来越微弱。元老西园寺公望，一向主张天皇应该像英皇一样，只是全国团结的一个象征，决不可干政，所以即令赞成中国复辟，亦不会发生任何作用。这是陆、章二人深切了解的，而仍旧要动此脑筋，另有一种想法。 这种想法，说穿了就是敷衍塞责。因为日本皇室如果真有支持中国复辟的表示，在不太了解日本政治制度的徐世昌，总以为陆宗舆能说动友邦皇室寄以同情，自是不辱使命。只要他有这样一种感觉，陆宗舆此行，便算有了交代。至于以后日本政府如何表示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 于是通过种种关系，将内大臣清浦伯爵请到公使馆来吃下午茶。清浦很健谈，谈中国的书画、建筑，也谈起他的许多朋友，但话题一涉及复辟，清浦便顾而言他了。 陆宗舆心里非常着急，考虑再三，决定单刀直入。“伯爵阁下，”他说，“敝国元老徐世昌先生，特为派我来向贵国朝野请教，关于向大清宣统皇帝奉还大政的问题，不知道阁下有何见教？” “这是贵国的内政，外人不便干预。”清浦又说，“尤其是我的职务，更不便置评。” “请阁下以私人身份，发表意见，谅亦无妨。”陆宗舆几乎是哀求了，“请体谅我远来求教的诚意，亦当不吝指教。” “实在抱歉。即使是以私人身份说话，亦会挨骂。”清浦又说，“足下总记得有贺长雄的故事吧？” 日本法学家有贺长雄是袁世凯的顾问，以“日本立宪而强”作论据，主张中国应实行君主立宪，意在迎合袁世凯。因而博得尚未登基的“袁皇帝”以唐人墨迹相赐，有贺长雄具奏谢恩，自称“外臣”。日本报纸大骂有贺，天津日侨并且召开大会，指有贺在日本尚未承认“洪宪帝国”之前，公然自称“外臣”，有伤日本人的体面，议决取消他的“大和俱乐部”会员资格，竟似不承认他为同胞了。 这个故事，陆宗舆自然知道。如今清浦重提旧事，意在言外，不以帝制为然，当然也就不会赞成复辟。陆宗舆见机，不敢再提这个问题，免得说下去更讨没趣。 当陆宗舆铩羽将归之际，恰是张勋奋翼欲飞之时。 他这趟进京，是万、胡两长，跟“小朝廷”的要角密密商定的步骤。主要的是要“进宫请安”，让溥仪知道有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股肱之臣，免得一旦时机成熟，钟鼓齐鸣，通知文武百官瞻拜阙下时，“小皇帝”会有突如其来，在心理上无法适应之感。 “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。”陈宝琛说，“有个大臣来给皇上请安。” “谁呀？” “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。” 张勋是在两江总督张人骏听说武昌起义，各省纷纷独立，吓得连夜逃走以后，又隔了些日子，方被任命为江督。虽然危城受命，谁也没有把他的官衔当作一回事，但他本人却颇为矜持。在“小朝廷”，名器已滥，而张勋毕竟实实在在抓过几天“两江总督部堂”的印把子，当然亦是该重视的。 不过大清朝的末代皇帝，那时只得六岁，当然不会知道这个大清朝的末代江督。只是“张勋”这个名字，似乎听说过，细细思索了一会儿，终于想起来了。 “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定武军张勋吗？” “正是，正是！”新入值毓庆宫，掌管《起居注》的梁鼎芬，处处不忘颂圣，“皇上的记性真好，真是聪明天亶。” “这张勋是什么出身？” 张勋出身微贱，原名张保，江西奉新县人，投身在本县的翰林许振祎家当小厮。许振祎曾入曾国藩的幕府，光绪十六年简放为河道总督，将张保带了去当马弁。当时并无战事，河督亦不管剿匪，所以没有什么“保案”，张保亦就无法从“军功”上去图个出身，自是郁郁不乐。 有一天有个许振祎的旧部，名叫张勋，来求老长官一封“八行”，想到广西提督苏元春那里去谋个差使。许振祎倒是很切实地写了一封荐函，连同八两银子川资，交代张保转交张勋。不道张保起了坏心，等张勋来了，“假传圣旨”说许振祎跟苏元春没有交情，奉送八两银子，作为川资，赶紧另寻门路去吧！ 张勋信以为真，收起银子，自奔前程。张保也就开了小差，改名张勋，带着许振祎的信到了广西龙州，由哨官当到管带，就此起家了。 当然，这些经历如果说给溥仪，会减低他对张勋的重视。所以陈宝琛答说：“张勋出身偏裨，骁勇善战。现在他手下有六十营的兵，皇上召见时，要问问他徐州到兖州一带的情形。” “他的兵在那一带？” “是！” “他现在做民国的什么官？” “是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。” “徐州是哪一省？” “江苏。” “兖州是山东。”小皇帝问，“怎么安徽的地方官，驻扎在江苏跟山东呢？” 这一问将陈宝琛问倒了，亏得梁鼎芬机警。“本省地方官在他省带兵，原是大清朝的规矩。”他说，“洪杨剿匪，就是如此。” 于是陈宝琛又特为叮嘱：“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，请皇上切记，答以谦逊，示以圣德。” “谦逊”就是“圣德”，这话在陈宝琛不知说过多少次了。几个月前，广西的陆荣廷，应段祺瑞的邀约进京，就曾觐见过溥仪，以民国的两广巡阅使，接受了清朝所赏赐的恩典“紫禁城骑马”，坐着“两人肩舆”进宫。陈宝琛也是一再关照，“务请谦逊”。结果是陆荣廷表示“感激涕零”，写信给世续，请他“代奏叩谢天恩”。 及至有了张勋要进宫请安的消息，上自师傅，下至太监，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一个“南陆北张”的口号，兴奋之情，溢于言表，仿佛复辟是指日可待的事了。 觐见的地点，是在雍正以来每日接见臣工的养心殿。穿着清朝袍褂的张勋由内务府大臣耆英“带领”，到了殿上，按照仪制，一跪下来，先将头上红顶花翎的帽子取了下来，放在地上。耆英事先关照过，凡是赏赐过花翎的，帽子应该倒放，也就是将花翎朝上，为的是让皇帝知道，是朝廷重视的大臣。张勋如言照办，然后磕头说道：“臣张勋跪请圣安。” “伊立！” 张勋听说过，这是满洲话“起立”的意思，便即答一声“是”，站了起来。 其时宫里的规矩，有一项非常的改革，臣子不再像以前那样跪着说话，而且视臣工的身份，或立或坐。像张勋的地位，当然应该赐座，溥仪指一指旁边的一张椅子说：“你坐下来。” “是！”张勋又磕了一个头，谢恩，方始落座。 “你的军队驻扎在徐州、兖州一带？” “是！” “有多少营？” “六十二营。” “曲阜是在兖州吗？” “是！” “曲阜是要紧的地方，你要好好保护！” “是！曲阜是孔老夫子的家乡。臣也念过书，当然知道尊敬孔老夫子，上次到曲阜，还特为去看过衍圣公。”张勋略停一下又说，“衍圣公跟张天师提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，都说恩德难忘。” “噢，”溥仪很有兴趣地问，“张天师到底会不会拿妖？” “会、会！怎么不会？” 溥仪突然警觉，应该讲他的军队，怎么会扯到了张天师？便将话题拉了回来。“你的军队，也跟你一样，”他指着张勋的那根花白辫子说，“都留着辫子？” “是！”张勋答说，“这是大清朝的规矩，不敢忘记。” 溥仪对这一点很感动，想起梁鼎芬口口声声忠君爱国，不敢一日或忘大清朝，但还是将辫子剪掉了，相形之下，就显得张勋倒是心口如一。 因此，溥仪特为夸奖道：“你的忠心耿耿，我知道。” “皇上请放心！”张勋大声说道，“有臣在，大清朝没有亡。皇上天亶聪明，大清朝必能在皇上手里中兴起来。” 这时溥仪想起师傅的教导，当即答说：“我差得很远。我年轻，知道的事挺少。” “本朝圣祖仁皇帝，也是冲龄践祚，六岁登极的哦！” “我怎么比得上祖宗，那是祖宗——”溥仪不知道怎么说下去。 耆英见机，赶紧向张勋做个手势。张勋便即起立，“臣跪安！”说着，便磕了头，起身后退数步，才转身跟着耆英出了养心殿。 接着，便是内务府送上来一张赏赐的单子。“御笔”是少不了的，由“南书房翰林”代笔，照例是“福”字、“寿”字斗方。张勋蒙恩格外，加赏“龙”字和“虎”字，都是一笔到底的草书。此外是如意、玉器、金带头、人，以及称为“尺头”的缎匹，一共六样。 “张勋还见了三位太妃。”耆英又说，“还赏了酒宴、克食。张勋感激涕零，向臣说是‘感激天恩，粉身碎骨，不足图报’。” “噢，”溥仪问道，“他还说些什么？” “他说皇上天亶聪明，前途无量。他从见了皇上，主意更打得定了，一定要把大事办成。” 大事自是指复辟。溥仪便又问：“什么时候可以办成呢？” “快了，快了。不过不能说准日子。一半人事、一半天命，要等机会。反正皇上万安，‘南陆北张’，有这两支朝廷柱石，大事着实可为。” 张勋离京，陆宗舆回国。此行彻底失败，早有东京来的消息，所以经过上海时，备受遗老责难。还有知道他在徐州跟张勋折冲那一段经过的，批评更为苛刻，说他不仅“外交”未曾成功，“内交”亦未办好。 上海遗老的倾向，从对陆宗舆的责备中可以看得出来，复辟是赞成的，但希望由徐世昌来主持，而对张勋不免存着疑问。这也难怪，遗老大都是翰苑出身，瞧不起张勋这个大老粗。其次“辫子兵”的军纪，实在不堪领教。北方不甚清楚，在江南的，见闻较切，都认为“辫帅”一旦得势，纵兵殃民，是必然之事。此外都还有一种若有似无的隐忧：张勋如果成了大事，六朝、五代的篡弑相寻之祸，恐不可免。 这些有形无形表达出来的意见，对徐世昌是鼓励，更是警惕。静中熟虑，认为复辟这件事的做法，宜暗不宜明，宜静不宜动。随机应变，因势利导，进则别创一番事业，退亦可保眼前的富贵，最为上策。 因此，对于复起的府院之争，采取观望的态度——府院之争复起，是由于对德宣战问题。这原是早就存着歧见的，段祺瑞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，展开有利的行动。这年——民国六年二月二日，德国发布海上封锁通牒，实行无限制的新潜艇政策。中立国的船舰在公海航行，亦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。段祺瑞认为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，决定在对德宣布绝交后，继以对德宣战。 黎元洪在事先已看到这一趋势，特为策动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进京调停，因为冯国璋在这年元旦，曾通电京内外大员，呼吁总统信任总理，总理秉持大政，参众两院力持大体，希望消除总统府、国务院及国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争端。黎元洪认为他的立场，应该是可以争取到段祺瑞的尊重的。 由于这一次府院不和的原因，主要是对德政策。因此，黎元洪在冯国璋到京以后，特地举行了一次“外交特别会议”。除了段祺瑞、冯国璋以外，被邀的还有徐世昌、王士珍，以及梁启超、荫昌。 梁启超是赞成对德宣战的，而且冯国璋进京担任调人，亦是由他所建议，因而被邀与议。荫昌是旗人，不但是留德的前辈，而且是有名的德国通，德语精通到市井之言亦无不熟悉，因此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，庚子拳匪之乱以前，发生“胶澳事件”时，协助翁同龢、张荫桓办理对德交涉，便已崭露头角。他做过袁世凯的侍卫长，袁世凯之亲德，据说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量。这样一位专家，在外交特别会议研究对德政策时，他的发言，当然会受到相当的尊重。结果，做成一个保守的决议，等于维持现状。段祺瑞在这件事上，又受了一次挫折。 当然，段祺瑞是决不会放弃他的主张的。经过智囊的研究，认为在外交上可以先做对德绝交、继以宣战的准备工作。于是拟了一道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令，转向驻在国政府磋商中国与德绝交的条件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向对德作战的各协约国探询：中国如果加入协约国方面，出兵打德国，能够得到什么好处？尤其是日本，正以参战需要军事物资的理由，在进行借款。这道电令非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，对于借款谈判，是有帮助的。 但是黎元洪拒绝发布这道电令，理由是此事须得国会同意。段祺瑞大怒，即日提出辞职书，而且不等批准就专车出京回天津了。 这件事，当然是黎元洪做得过分了些，所以经过热心人士一番奔走，而且由冯国璋到天津劝驾，在保证黎元洪一定合作的条件之下，段祺瑞终于回到了北京，照旧到院办公。 复行视事的第一件公事，便是曾遭黎元洪拒绝照发的致驻各协约国公使的电报。第二件公事是给国会的咨文，提出对德绝交案，参众两院，都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。但等政府在三月十四正式宣布对德断绝邦交以后，各省表示反对，或者要求政府保持中立的通电，纷至沓来。有一通电报，来自寂寞已久的康有为。 一入民国，康有为的声光，远不如他的高足梁启超。但从袁世凯死后，复辟之说一兴，康有为所起的作用，便又非梁启超所及了。 不过，康有为的主张复辟，并非全然照宣统三年的老样子。他在遍游欧美以后，思想比保皇党时代已有所不同，提出所谓“虚君共和”的主张。当然，张勋搞不清“君主立宪”与“虚君共和”的区分，只觉得康有为曾是保皇党的魁首，现在既然拥戴大清朝的皇帝复位，自应借重康有为，所以派他的秘书，也是“万木草堂”弟子的潘博，将康有为接到徐州，尊以上宾之礼，口口声声称之为“老师”。 其实，张勋之尊礼康有为，另有目的。在督军团中，张勋自觉资格比冯国璋相形见绌，从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以后，更难望他能奉张勋为督军团的领袖，因此打算着利用康有为去做说客。 康有为欣然同意，由原是冯国璋幕僚长的胡嗣瑗，陪着到了南京。冯国璋东阁延宾、西园载酒，礼数不但周到，而且显得极其亲热。 “华甫，”到得酒酣，康有为大咧咧地直呼冯国璋的别号，“拙作《为国家筹安定策者》，不知你看过没有？” 这篇文章是在“洪宪”帝制取消以后所写的，公然主张复辟。梁启超那时还在西南，老实不客气地以《辟复辟论》教训了老师。而且云南、贵州、广西、广东四省都督，联名通电反对，说“国体不许变更，乃国民一致之决心，岂有不许袁贼，独许他人之理”，给康有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。因此，这时候要试探冯国璋，首先便须了解他对这篇文章的反应。 “这样的大文章，哪里不能看。” “尊见如何？” “自然赞成。”冯国璋不满张勋的骄横跋扈，乘机说道，“不过张绍轩不够资格办这件大事，南海先生如果肯出山，我一定执鞭以从。” 冯国璋的这种态度，康有为在回到徐州以后，当然不便实说，他只告诉张勋：“华甫是赞成复辟的。没有问题。” 张勋已另外定了个主意，听得这一说，正好接话。“既然如此，我想请你老再辛苦一趟。”他说，“到京里再探探段芝老的口气。” 原来几次徐州会议，段祺瑞都指派徐树铮出席，名为支持，实际上却是“观变”。徐树铮本就富于机智，长于肆应，对于复辟问题，虽未表示反对，但亦始终没有什么热心的表示。因此，张勋由莫测高深而深感困惑，希望康有为能为他“破惑”。 康有为欣然同意。照他的意思，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，袁世凯告密，缇骑将至，仓皇出京，从戊戌到这年丁巳，恰是十九年。如今进京，亦犹如苏武北海牧羊十九年，历尽艰辛，终得重睹汉家威仪，有许多感慨，可向报界发表。但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，极力劝说，各界对复辟之议，颇为注意。康有为以保皇党党魁，目标太大，会引起许多流言，增加许多阻力，非智者所为。因此，只得躲躲藏藏地悄然进京，而且也不得亲自去看段祺瑞，托一个老朋友去跟段祺瑞探口气。 所托的这个老朋友，就是颇受黎元洪尊敬的湖北耆宿周树模。他去看段祺瑞时，恰是国会除研究系以外，其他各派各系，都在研究如何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杯葛段内阁时，一提此事，正好触发了段祺瑞的牢骚。 “民主再搞下去，非搞得通国皆乱不可。照目前的情形，非君主不能止乱。不过，只能用形式，不能用精神。” 这话转达给康有为，惊喜莫名。“段芝泉深获我心，你看，他的说法，跟我所主张的虚君共和，有什么两样？”他对潘博说道，“段芝泉是赞成了，我到天津去看徐菊人，问他是何主见。” 徐世昌与康有为是二十多年的老友，在甲午以后，戊戌以前，过从甚密。康有为设强学会，袁世凯捐银五百，是最主要的一个支持者，而康、袁之间的桥梁，就是徐世昌。不过，他们也二十年未见了，执手欷歔，有着谈不完的旧事。不过，徐世昌还是存着戒心的，因为康有为翻云覆雨的手段，绝不会如一介武夫的张勋那样容易对付。 终于正式谈到政见了，康有为问：“菊老对于虚君共和，有何意见？” “君主可以跟共和在一起谈吗？”徐世昌故意讶然反问。 “君主是独裁，与共和自然对立。但君主无独裁之权，尊其位而无其实，则与共和并行而不悖。” “原来这就是虚君之虚。”徐世昌问道，“可得闻其详乎？” “我的主张，早已共白于天下，‘保中国，不保大清’。今日言虚君共和，仍是此一宗旨。第一，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，万不可复大清朝的国号；其次，君主既为虚君，政权当归内阁，实行责任内阁制，对国会负责任。” “如吾公所云，与目前的体制，似乎亦无甚区别。” “不然！”康有为答说，“目前是总统制，而内阁又自以为是责任内阁制，犹之乎美国总统之下，又有一英国式的内阁，府院即非争权不可。今明定为虚君，则今上犹如日本大正天皇，坐享尊荣，万世不绝，是故‘保中国’，亦正所以‘保大清’。” “这话很透彻。不过，今日大患在国会。必先有代表民意的国会，始足以产生负责任的内阁。以中国的民智而言，此恐非一蹴可就。” “此自是实情，然而万里之行，起于跬步；不有一画，孰开天地？”康有为将“圣人”的口吻又拿了出来，“我去国十有六年，居美国、墨西哥、加拿大两年，后来久居瑞士、瑞典，凡七游法、八游英、一游葡萄牙，至于意大利、比利时、丹麦，频游不记数。逐客生涯，无所事事，唯以考察政治，为我专业。以为邦人君子，百尔所思，不如我见闻之切，筹思之深。今日欲保中国兼保大清，舍虚君共和制，别无他途可循，是故名为复辟，实在是再造共和。” 徐世昌极为深沉，心想不让皇帝掌权，而为有名无实的虚君，这话在力谋“恢复祖业”的宗室及大清“忠臣”就听不入耳。推行责任内阁制，自为段祺瑞所乐闻，而内阁“对国会负责”则必为段祺瑞所反对。康有为的复辟主张，恐怕很难行得通。 转念到此，不觉又想，将来内阁总理由国会产生，自然是多数党党魁出任。现在的多数党是国民党，但已四分五裂；其次是研究会，梁启超、汤化龙还有被推为内阁总理的可能。至于我东海徐某，只怕此生休想了！ 这样一想，连他也反对康有为的虚君共和制了。不过，此人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千万得罪不得，因而装出很倾服的神情说：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保中国兼保大清，苟能如此，实为无上上策。” 这是完全赞成虚君共和制的态度，康有为深表满意，觉得大事着实有可为，一回到上海，立即着手草拟复辟后的诏书，犹如当年行“新政”那样，凡百制度，重新更定。一个物阜民康的虚君共和制的“中华帝国”，逐渐在他脑海中建立起来，虽是空中楼阁，居然金碧辉煌，自己都觉得很过瘾。 到得五月初，潘博衔命到上海来请康有为到徐州，说“辫帅有大计要跟老师请教”。 “大计”当然是复辟。据说时机快成熟了，国会与内阁，为了对德宣战问题，搞得水火不容，双方都不惜决裂。国会想倒阁，而内阁想解散国会，结果搞得两败俱伤，群龙无首，便正是“顺天应人”，取消共和，恢复帝制的日子到了。 “辫帅说，今天谈主张复辟，只有老师够资格。东海虽然位尊，可惜出处不纯。再者，东海主张复辟，自不免有权制思想，不比老师廓然大公、动机纯正。所以一定要等老师到了徐州，辫帅才能决定是不是进京。” 这番恭维，使康有为有知遇之感，当即在潘博陪侍之下，专程抵达徐州。张勋亲到车站迎接，用彩呢大轿将他迎入衙门，张盛筵款待。酒阑人散，邀入“签押房”，报告了部署的情形，请康有为“教诲”。 “此是千秋大业，有六事请将军注意。”康有为逐一列举，首先申明保中国为主、保大清为次的宗旨；其次提出实行虚君共和制的要则。问张勋是否能领会。 “这番道理很深，要慢慢去体会。反正请你老来，就是要跟你老讨教。” 这话有些模棱，但替他想想，也只能如此回答。康有为便点点头说：“以下要谈到用人行政了。既为国家办此事，自身不宜争政权。国务总理一职，应当请徐菊人担任，各省军政长官，暂勿更动。此宜请将军注意者三。” “是，各省一律不动。” “徐州现有兵三万，宜调一万进京；一万留徐州，以保根本；另外一万，分布济南、德州间，守住津浦路；再调关外冯德麟一师，守京榆路。兵少，无从镇摄。此宜请将军注意者四。” “关于用兵方面，你老请放心好了。” “段芝泉喜欢揽权，心事难知；徐又铮权奇自喜，不可轻忽，此去宜挟段在京，严加监视，万不可使之在外。此宜请将军注意者五。” “是，是！我一定注意。” “遗老知识短，亲贵私心重，凡此两辈，不明世界大势，前清之亡，他们要负相当责任。今后用人，务必审慎，此宜请将军注意者六。” “是的！你老看得很透彻。”张勋又说，“我想借你老的光彩，一起进京，好随时请教。” “不必！”康有为喊着潘博的号说，“若海，请你把我的皮包取来。” 打开皮包，康有为取出一大卷日本绵纸，全是“奉天承运皇帝”的诏令，从宣告复位，改称“中华帝国”开始，一直到定政体、改官制，以至于征举贤方，不下二十通之多。 及至康有为回到上海，张勋却未北上。因为虽预知时局在府、院、会三角关系错综复杂的冲击之下，都有不惜决裂、打破现成局面，为复辟带来很好的机会，但经康有为的谆谆指点，张勋认为有些问题，需要重新考虑，以留在徐州为宜。因此段祺瑞所召集的军事会议，凡北洋系及愿意与段祺瑞合作的督军，都是亲自出席，唯独安徽是由管民政的省长倪嗣冲代表。